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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境界是不可以说的，因为凡有所说，都是名相。

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区分，展现了赵汀阳对构建普遍的、现代的哲学的敏锐洞察力。在《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中，赵汀阳一面认为经典所以成为经典，是因其思想更接近本源问题（赵汀阳，2020年，第5页），另一方面又认为，传统文本解释学因为围绕经典展开，忽视了真实世界中的本源问题，那样就变成对思想的限制。

哲学的普遍性不证自明，但是中国哲学这一概念自从建立以来，首先便包含了中国的地域性，其次包含了古代的时间性。哲学的普遍性的丧失，背后不是哲学问题，而是文明问题。在赵汀阳看来，真正的哲学，不应该属于中国，而是普遍性的，中国与西方的过去都有一群思想人物，他们因为探索形而上的原初性、普遍性问题而被称为哲学家。《中国哲学的身份疑案》一文，是赵汀阳以其哲学观从整体上理解、评判中国哲学的产物。正因如此，所有既往的哲学都是哲学史，所有当前的哲学都指向未来，因此需要重新创造。

《周易·系辞传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们都是以经典为榜样，去创造新说，使古圣今贤，融为一炉。现在我们又讲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如果说这也是一次复归，那么，它将是具有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的。

如果丢弃了内在方面，只限于外在化甚至工具化的方面，那么，更深层的问题就被忽视了，人本身的问题就被忽视了，甚至变成一般的物，同一般的对象没有区别，一句话，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被遗忘了。这种超越理性与非理性二元对立的人文精神，对于现代人而言，自有其解释价值。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的一次复归，其结果是人的价值的发现，上帝的权威动摇了，换上了人的理性的权威。这已是事实所证明了的。

前者是内在心灵的问题，后者是外在交往的问题。既是选择，就有某种自由。

这既不是科学的问题，也不是民主的问题，而是人自身的修养问题。但是，中国文化却要从内圣开出外王，解决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它的严重缺陷，至少具有泛道德主义的嫌疑。现在我们应当如何讲呢？以人为中心的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呢？这一点对现代有何意义呢？ 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现代工业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科技成果与物质财富，但人却变成了理性及其创造物的对立面，出现了异化。这是时代课题，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王阳明说，良知是你自家的准则[5]，良知就是圣人，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圣人。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很难说是理性主义的，所以有人把中国文化称之为直觉主义或神秘主义，充其量只能同西方的柏格森、怀特海等人比较。这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不对立，甚至不是同一类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自我超越，包括外在超越，不只是当代新儒家所说的内在超越。

更有甚者，则认为中国文化是巫术一类东西（如尼采、布留尔等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型文化的内在机制受到严重压制，即便如此，原型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仍然在继续发展，正所谓不绝如缕。

我们只能站在这个时间维度并以现代主体的身份反省和透视传统文化。这里就有视角转换的问题。

现在有人重提三纲五常一类问题，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并且认为，这些东西早已被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批判、所否定，今天如果谈所谓复兴、重建，就只能是复古、倒退。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根本的问题呢？有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决不会构成现代经济发展的阻力。它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性和情又是不分的，理性和感性是不分的。圣人不只是人伦之至，圣人还有超伦理的一面，这就是与天合一（合天德），具有超越意义。

今天我们既要继承五四的批判和启蒙精神，又要超越五四，重新反观传统文化问题，正是出于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出于文化建设的需要。作为自然的人、生物的人，他还有最底层的需要与能量，这是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所关心的，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更倾向于宗教文化，而不是世俗文化。

我欲仁，斯仁至矣[10]主要就是从意志的实践特征上说的。* 原载《孔子研究》1997年第1期，第4?15页。

中国的德性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情感文化，包括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宗教情感，它提倡高尚的情操、情趣和情怀，把情感看作人的基本的存在方式，并且变成理性化的德性。作为臣民，他要服从封建统治秩序，这是历史的命运。

但是，中国文化究竟能提供什么样的精神资源，或者在哪些方面能提供现代人所需要的精神资源，这个问题就复杂了。牟宗三先生讲智的直觉，确实是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贡献，但直觉不只是智的直觉，其中还有情感体验与生活实践的问题，它也不仅仅是理性的，因为用理性二字很难说明直觉体验的全部特征。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思维定势的转变毕竟是困难的。作为德性主体，人会向自然界寻求生命意义，从而显发自己的生命价值。

因为如前所说，外王的问题不是靠内圣所能解决的。文中提出原型与变型、理性与非理性、内在与外在、消解与重建等问题并进行了多层分析。

人有天赋的内在本性，成为心灵的本体存在，实际上是指天赋的内在潜力，能够实现自己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内在的德性文化，而不是外在的智性文化。

所谓圣人，其实不过是一种人格类型，是人生的价值目标，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因为它是人人心中具有的，是天之所与，是天爵而非人爵[4]。这样一来，所谓内圣之学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而是具有时代意义的价值理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跟上历史潮流，坚持历史意识。但是仔细一想，这里有许多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甚至缺乏基本的共识。该文还提出人文主义宗教的问题，认为中国文化既不是西方式的宗教文化，也不是西方近代意义上的人本主义，而是以人为中心而又追求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形态，兼有人本主义与宗教精神。人既是社会主体、历史主体，又是自身存在的价值主体。

二、原型的与变型的 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是实用的、功利的，从属于政治的，被称之为政治伦理或政治文化。我们固然不能离开传统，不能离开前解释的成见，但我们毕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而言，意味着现代性这一特征。

它毕竟肯定了人的内在潜力、内在资源，重视人的情感需要、意志自由以及自我超越的目的追求，从而显示了人的内在价值和人生意义。[6] 这个志，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

近代以来，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与文化，同西方的新实在论等比较，被认为不是讲中国哲学。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需要理性主义的洗礼，这是当务之急，但不可由此否定其自身的价值。